中國營造學社圖

梁思成與林徽因考察古建筑

一切都源于一部沉睡了千年、無人能懂的“天書”；一切又都源于兩個生存軌跡截然不同的人，非要咀嚼這部啃不動的巨著。于是，已經沉淪的中國古建筑，悄然復蘇，從北京開啟了它的現代傳奇旅程。

朱啟鈐與梁思成

——兩位“盜火者”

1930年3月16日，一個極普通的日子，普通到史書上見不到它的一絲光亮。那時，紫禁城已經丟盔卸甲，成為一座廢城，落滿了鄙夷和厭惡的目光。就在這一天，位于天安門后身的十幾間破爛不堪的西廡舊朝房，悄無聲息地掛起了“中國營造學社”的牌子，古奧的名字，讓過路的人如墜云里霧中。

學社社長朱啟鈐，是經歷了晚清、北洋、民國、日偽、新中國五個時代的人物，其最風光的履歷該是北洋政府時期，官位高至代理國務總理，也曾當過北京市市長。眼下的他已是虎落平陽，變成了令人憐憫的綿羊。營造學社，人們自然也就懶得用眼皮夾它。然而這個蹊蹺的創意，不僅改變了朱啟鈐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古建筑的命運。

巧合常常是傳奇故事的媒妁。1919年，朱啟鈐受命以北方總代表的身份前往上海參加南北議和會議，途經南京時順便到江南圖書館看看，卻意外發現北宋李誡所著建筑術書《營造法式》手抄本，共34卷。朱啟鈐大喜過望，這是我國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術書籍呀！議和破裂后，他辭去所有官職，費時7年花了5萬多元，在學者的幫助下對手抄本進行勘校，并于1925年印刷出版。朱啟鈐把其中的一套送給了著名思想家梁啟超。

遠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就讀建筑系的梁思成，收到父親寄來的《營造法式》，激動異常。梁啟超在信中叮囑兒子，希望他能夠研究一下祖國的古代建筑。梁思成事后回憶道：“在一陣驚喜后，又帶來莫大的失望和苦惱，原來這部巨著竟像天書一般，無法看懂。”但他還是毅然改變了主攻方向，從此傾注畢生精力研究中國古建筑。人們不會想到，這位尚在青澀之年的莘莘學子，日后竟成為20世紀屈指可數的中國古建筑大師。

從清朝末期起我國便西風勁吹，古建筑更是淪陷于西洋建筑的強勢合圍中。人們熱衷于西式房屋，中國古建筑漸被冷落。就連世襲主理清王朝皇家建筑200年的雷氏家族，到了清末第七代傳人時竟然無事可做，被逐出紫禁城。

更岌岌可危的是，中國人的建筑天賦全然顯現在手上，那些絕世技藝歷來是口口相傳，落在紙面上的極為稀少。當工匠們飄然盡去，也就是中國古建筑壽終正寢之時。不是嗎，一座座國寶級古建筑，難敵歲月與戰火的摧殘，相繼坍塌損毀，竟沒人懂得修復技藝。更為悲哀的是，在世界建筑史上幾乎見不到“中國古建筑”字樣，傲慢的西方人不知道或者根本不屑于知道，這個東方古國還有建筑智慧。

一個官場失意的舊官僚——朱啟鈐，此刻站了出來。幸好，他并不孤獨。1931年梁思成學成歸國，滿懷熱誠地加入了中國營造學社團隊。他們的首要任務是破譯《營造法式》，那里隱藏著中國古建筑華美靈魂的薪火，而朱啟鈐和梁思成就是盜火者。

營造學社的成長

那是個戰亂頻仍的年代。人們對自己國土上的古建筑到底有多少，各有什么價值，不同朝代都有哪些特點，整體發展脈絡是什么，如何保護和修復……都茫然不清，悲哀的現實令人欲哭無淚。

很快，在朱啟鈐的感召下，營造學社集聚了國內相關領域最優秀的專家：梁思成出任法式部主任，建筑學家劉敦楨任文獻部主任；考古學家李濟、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建筑學家林徽因、楊廷寶等等都赫然在列，一時星光燦爛。

從這張頗為豪華的名單中你會明白，營造學社對中國古建筑的研究，不會僅僅拘泥于技藝層面，而是將其置于大文化、大歷史背景之下，與眾多學科勾連在一起，進行透視和解剖。中國營造學社之所以不叫中國建筑學社，玄機便在這里。朱啟鈐為自己殫精竭慮的修辭成果頗為得意，他常常不厭其煩地向人們宣示兩個修辭之間的巨大差異。研究模式也呼吸著變革的清新空氣，把研究典籍與現場勘查結合，突破了沉迷于書卷的古老成規。

你不能不為中國古建筑慶幸，在最為困厄的時間節點，朱啟鈐站在新時代的高地，引領中國古建筑研究的革命。

由朱啟鈐出資，我國第一個古建筑研究團體，就這樣開始了其成長的旅程。

除了釋讀《營造法式》，他們急切地對全國重點古建筑進行調查、測繪和研究。首先從北京開始，專家們背著照相機、盒尺和筆記本，對故宮、太廟、社稷壇、北海、十三陵等近百處古建筑進行了考察。僅對北京中軸線上主要建筑進行的測量，繪制出數百幅圖紙。

圓明園有一百多個主題景區，亭臺樓閣數以千計，盡管大都損毀，但仍有大量遺跡存在，而它們依然是盜賊們垂涎的獵物。搜集史料、搶救遺物、測繪勘察、遺址保護……排山倒海的工作撲到面前。僅從圓明園搶運出的云片石就有一千車，那些有觀賞價值的遺物則轉運至中山公園供人們參觀。1931年，營造學社舉辦了“圓明園遺物與文獻展覽”，展出內容包括搶救出來的蘭亭八柱與石碑、露水神臺，以及青蓮朵、青云片、搴芝石、繪月石四塊奇石、石刻等，此外還有1800多件圓明園“樣式雷”圖檔和18具燙樣模型。這些國寶級文物，因營造學社竭力搶救而僥幸逃離覆滅的厄運。

這里還需補白的是，營造學社剛剛成立就聽說，雷氏后裔因生活困頓四處兜售“樣式雷”圖檔和燙樣模型的消息。為防止這些文物流落國外，朱啟鈐首先出資收購，并呼吁各界竭力籌款，買下這批國寶。此后數年，營造社一直致力于搜集散佚市面的“樣式雷”圖檔，然后轉交北平圖書館收藏。

隨之，他們又對華北地區137個縣市的1823座古建筑堂、房、舍進行勘察，詳細測繪206組建筑，完成測繪圖1898張。

1940年，中國營造學社不得不遷往抗日大后方——四川省宜賓市李莊鎮，這是一段難以用文字梳理的艱苦歲月。工作條件簡陋，專家們只能拿到夠吃三頓飯的工資。因為終日勞累，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軟組織硬化癥，行動不便；林徽因則有嚴重肺病，臥床不起，咳嗽不止。當時美國許多研究機構和大學都向梁思成夫婦伸出橄欖枝，請他們去美國執教，但是梁思成的態度很堅決：不去。怎么能在祖國最需要我們的時候離開故鄉，去異國享福呢？

盡管被千山萬水阻隔，因中國營造學社的卓越成就，李莊成為世所景仰的圣地，與重慶、昆明、成都并列為中國西南四大文化中心。新中國則把李莊遺址列為全國重點保護文物單位。

當時朱啟鈐留守北京，負責協調與各界的聯系。日偽政府曾力邀他出任北平市市長，為日本侵略者支撐門面。朱啟鈐啞然一笑，托病在家，依舊浸淫在他的古建筑世界。

中國營造學社的成長，歷經內憂外患的洗濯，每一頁都是以忠貞的愛國情懷作底色。

無法復制的一道風景

1946年，由于財力枯竭，中國營造學社不得不停止活動。為了使中國古建筑的薪火得以延續，梁思成與營造學社同仁在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筑系和中國建筑研究所。

盤點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就，人們都會毫不吝嗇地奉獻出最厚重、最炫目的語言，那是中國建筑史上不會再度重現的一道綺麗風景。

15年間，大師們的足跡遍布15個省，220個縣，測繪、調查、拍攝了2000多座建筑。基本摸清了中國建筑自遼代至清代的演變軌跡，積累了大量豐實的第一手資料，開創性地引入現代學術方法，為中國建筑史學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許多現今名揚海內外的珍貴古建筑，如應縣木塔、薊縣獨樂寺、趙州橋等，均由營造學社首先發現其價值。

營造學社的成果在不斷發酵。1945年春天，梁思成以國民政府中國戰地文物保護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編制了一套淪陷區重要文物目錄，包括寺廟、塔、博物館等，標在軍用地圖上，以防止打仗時遭到損毀。這個目錄是中英文對照，附有照片，還發給當時仍在轟炸中國東部省份日軍基地的美國飛行員；1949年，受中共中央委托，梁思成主持編寫了一份長達百頁的《全國重要文物建筑簡目》，下發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部隊。這兩張名單，像碩大的保護傘讓無數古建筑躲過炮火圍剿，安然無恙地走進未來歲月。

中國營造學社歷練造就了一代開山大師，其輝焰至今仍然撫照著這片大地：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邵力工、王壁文、盧繩……

中國古建筑復興的現代傳奇，起始于中國營造學社，它的故事卻永遠沒有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