徑山萬壽禪寺位于浙江省杭州西北，天目山東南馀脈的徑山。創(chuàng)建于唐天寶年間，距今已有千二百多年歷史。該寺始興牛頭禪法，，由法欽開山，宗杲全盛，兩浙名僧咸集徑山，臨濟宗匠如蒙庵元聰、無準師范、虛堂智遇等先后住持弘法，盛傳臨濟楊岐，為海內外佛徒奉為祖庭。歷代帝王顯貴、詩人墨客、求法僧人紛至沓來。南宋時，江南名寺以徑山萬壽禪寺香火獨盛，被評定為禪宗“五山十剎之首”，為全國著名古剎之一。

徑山有五蜂屏立，名凌霄、鵬勃、朝揚、大人、晏坐。以凌霄峰最高，海拔769米。五峰之前有御愛峰，在此可仰看峻峭群峰，俯視江河海灣。史稱宋高宗趙構曾在此賞景，故峰“可愛”，故名“御愛峰”。山上林木幽深，古柏蒼松，柳杉銀杏，蔽天翳日，種類繁多。相傳當年宋高宗上山曾召僧人奏對，問：“何為王？”答者：“大者為王。”宋高宗不以為然，認為是：“直者為王”，封古柏為“樹王”。又傳說清乾隆帝弘歷登徑山，曾合抱過粗直的柳杉。南宋詩人范成大也曾贊柳杉為“壽木不知秋”。至今徑山古樹竹林匯如碧波林海，仍具有誘人魅力。

唐天寶元年(742年)，吳郡昆山(江蘇)人朱姓儒子28歲，時自家鄉(xiāng)赴京，途經丹徒(鎮(zhèn)江)，遇鶴林寺玄素禪師(668-752年)遂從玄素為師，出家受戒，修牛頭禪法。后云游入浙，在徑山結庵傳法，取號法欽(道欽)。時臨海令吳貞將別墅施給法欽改建為寺。

牛頭禪以牛頭法融為始祖。因法融曾在金陵牛頭山幽棲寺石室修禪法。故名“牛頭禪”。在始祖法融之下有智巖、慧方、法持、智威、慧忠、合稱“牛頭六祖”。在智威之下嗣法的有玄素，玄素的再傳弟子就是法欽，他在徑山產寺傳法，受唐代宗崇敬，曾于大歷三年(768年)被召入京，咨問法要，賞賜甚厚，并號稱“國一大師”。大歷四年(769年)，法欽返回徑山，唐代宗下詔為其建寺，定名“定山禪寺”。于是道俗慕名目徑山參學佛法者絡繹不絕，名傳全國，唐德宗在位時，對法欽亦甚敬重，不少朝廷官員、地方縉紳以其為師，參佛問法。

法欽之后，歷經百丈等幾代住持，但寺宇破敗，仍然一蹶不振。直至唐玄通三年(866年)，湖州高僧鑒宗禪師上山，他立志重振法欽舊業(yè)，募化重建殿宇，金裝佛像，置備法器，廣集佛徒信眾傳法，徑山寺才得復興。由此鑒宗被列為徑山二祖。乾符六年(879年)，唐禧宗賜名改徑山寺為“乾符鎮(zhèn)國院”。唐景福二年(893年)，錢鏐任鎮(zhèn)海軍節(jié)度使兼潤州(今鎮(zhèn)江)刺史，曾上徑山參謁第三代住持洪為“法濟大師”。后梁開平時，錢鏐受封為吳越王，立國建都，徑山所鑿井被稱為“錢王井”，并于后梁乾化年間(911-915年)奏請梁太祖追封鑒宗和尚為“無上禪師”。

南宋時，由于在批僧侶南遷，又因南宋之初將佛寺“家廟化”和改作他用，杭州等地寺僧星散，大批外流，不少僧人遠離南宋京都，轉移東天目徑山。特別是高僧大慧宗杲自靈隱遷住徑山，他集古德語錄公案，首創(chuàng)“看話禪”，因簡單易行，禪眾都以“看話禪”為入門，上山求法者蜂涌而至。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由丞相張浚向宋高宗舉薦宗杲禪師上徑山繼席，由此臨濟宗風名傳四方。次年，上山求法“坐夏”僧人過一千七百馀人，最多時曾達三千人。當時該寺建有360房，并建有金剛殿、韋馱殿、地獲殿、千佛閣、祖師堂等，故徑山寺住竺別峰寶印曾吟詠稱為“三千樓閣五峰寒”。

宗杲初參曹洞庭湖宗諸名僧，后至汴京天寧寺參臨濟宗楊岐派僧人圓悟克勤(1063-1135年)，克勤以所著《臨濟正宗記》授予宗杲，不久，宗杲名震京師。北宋末靖康元年(1126年)，宋欽宗曾賜紫衣和“佛是”之號，至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宰相張浚薦舉住持徑山。宗杲參學先師語錄公案，在徑山提倡“看話禪”為求法入門，其說法“縱橫踔厲，易于接引”，由此道法特盛，史稱他為“劃時代禪匠”。隆慶元年(1163年)宋孝宗即位，即召見年已78歲的宗杲，賜號“大慧禪師”；當年宗杲圓寂后，又追謚為“普覺禪師”，大慧宗杲遺著甚多，他的弟子蘊聞曾編有《大慧普覺禪師語錄》30卷等，宗杲弟子九十馀人中有不少名僧，如真歇清了、普慈愛蘊聞、佛照得德光等先后在徑山繼席，而都成為佛學研究有素的高僧，南宋之初，宋高宗趙構曾慕名上徑山賞景參佛。乾道二年(1166年)，宋孝宗偕顯仁皇后登徑山時，將徑山改名為“徑山興圣萬壽禪寺”，并親書寺額，撥內帑建千佛閣，由此，徑山寺名聞海參內外，不少名僧上山升坐講法，交流禪宗教觀，特別是臨濟宗楊岐派六蒙庵元聰住持該寺時，佛徒信眾，云集徑山，日本等國佛徒也慕名前來求法，成為宏揚臨濟宗的祖庭之一。在宋寧宗、宋理宗兩朝期間，相隔不過四十多年，徑山萬壽禪寺連遭火災，三毀三建。如慶元五年(1199年年仲冬，火起龍?zhí)茫陌俣嗄隊I建的寺宇盡付灰燼，幸賴如庵蒙聰享有盛名，經各方募化，“日役千輩“，才于嘉泰元報(1201年)得以重建。隨后由嘉泰三年(1203年)由顯謨閣直學士樓論撰寫《徑山興盛萬壽禪寺記》，燕于當年連同宋孝宗所書寺額——并勒右立于寺前含暉亭，稱之為“孝御碑”，歷七百九十年，至今亭圮碑殘，古跡猶存，此后，此后又紹定六年報1233年)、淳祐二年(1242年)二次大火，殿宇盡毀，均由住持高僧無準師范發(fā)起募化，先后于嘉熙元年(1237年)和淳祐五年(1245年)重修，但其規(guī)模遠非昔比。

徑山萬壽禪寺由于高僧弘法，影響深遠。南宋嘉定年間，評定佛教禪院名剎時，徑山萬壽禪寺被定為禪宗“五山十剎這首“，居靈隱、凈慈、天童、育王之前，由此名揚四海，成為”東南第一禪院”。南宋末期，臨濟宗成批禪僧以亡宋之痛，紛紛東渡日本，在日本佛教界自成系統(tǒng)，臨濟楊岐派自此廣傳海外，成為日本佛教禪宗三大宗派之一。入元以后，徑山寺日漸衰落，元初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七年(1280年)，經歷兩次火焚，均由第四十三代住持云峰妙高全力修復。元末至正元間，又由戰(zhàn)亂，徑山萬壽禪寺再次毀于兵火。

明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興佛，令各地重建寺院，徵集各僧校點佛經。但此時徑山萬壽禪寺已趨于衰落，雖重建部分寺宇，卻無名僧應召入京。為整頓佛教，明太祖曾命名各地僧徒講習“三經”：《心經》、《金剛經》、《楞伽經》，并命名呆庵普荘(1347-1340年)等到各名山講經，專程來徑山講解“三經”。明萬歷年間，高僧紫柏在五臺山以明《北藏》為基礎，校明《南藏》，刊刻方冊《大藏經》，因北方寒苦，特移至徑山， 而此時徑山萬壽禪寺已經衰落，紫柏等人只能移入徑山寂照庵繼續(xù)刊刻，被稱為《徑山藏》(即《明藏》萬歷版)。在此期間，徑山萬壽禪寺大殿出現傾頹，也由紫柏發(fā)起邀集富紳集資整修。據史載，清圣祖玄燁崇佛，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起五巡江南，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四月他第四次南巡時，順道上徑山，由松沅房僧人白峰世鑒迎駕奏對，玄燁親書“香云禪寺”四字，改懸寺額。據說，乾隆帝弘歷在六下江南中也曾到過徑山。

徑山萬壽禪寺自法欽開山至民國時期，共歷八次毀建，二次大修，至民國廿二年(1933年)由本沅法師重建，已是第八次重建，但“所復原遠非舊觀”，一次比一次衰落。原有明朝時正德十六房，民國時大多已不復存在，至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前后，只剩下妙喜、梅谷、松沅三房。1949年后，徑山萬壽禪寺因年久失修，逐漸傾圮，：文革“時進一步受到破壞，原有寺院蕩然無存。“文革”后，為保護永樂大鐘曾造過鐘樓，并將三尊鐵佛和“歷代祖師名銜”石碑供于鐘樓。1991年鐘樓失火被毀，僅剩寺前宋孝宗御碑，。經海內外佛徒信眾和旅游者倡議，由政府批準，經佛教協會籌劃，后又重建。

自古以來，飲茶與參禪密切相關。相傳禪宗初祖達摩面壁修煉了九年，有一次竟沉睡了，他醒后十分后悔，割下眼瞼扔在地上，卻長成一株茶樹，達摩摘取茶葉以熱水沖飲后，消除了睡意，完成了面壁十年，修成正果，創(chuàng)立禪宗。此說成為與茶禪相關的傳說。此后，凡佛徒打坐入定，誦經念佛之馀，就以飲茶修身養(yǎng)心，解渴提神，逐漸成為佛門風尚，大凡名山古剎都自植茶供采摘飲用。徑山山高林深，雨露充沛，自古徑山茶就以優(yōu)質聞名。據《余杭縣志》載：“徑山寺僧采俗語雨茶者，以小缶貯送，欽師曾手植茶數株，采以代佛，逾年蔓延山谷其味鮮芳，特異他產，今徑山茶是也。……。.產茶之地有徑山、四壁塢與裹山塢，出產都多傳，至凌霄峰尤不可多得，出自徑山四壁塢者色淡而味長，出自裹山塢者色青而味薄。”徑山茶產量甚少，但清冽解渴，飲后頗有回味。宋時徑山茶就與天目茶齊各，并列“六品”，被譽為“龍井天目”，意為兼有龍井和天目茶之美。由于以優(yōu)質茶待客，又逐漸形成為“茶宴”，佛門高僧與來訪者沿圍坐炊具茶具，盤膝打坐，飲茶論經，議事敘景，有時還鑒評茶葉，稱做“門茶”，有時用開水沖泡粉末茶研制飲用，稱為“點茶法”。南宋端平年間，日僧圓爾辯圓在徑山萬壽禪寺求法，回國時帶去了茶種籽，播種于安倍川一帶，并傳播了徑山茶研制法。隨后日僧南清詔明在徑山修學五年，歸國時又將“茶臺子”、“茶道具”一式帶回日本崇福寺，日三僧人贊揚飲茶好處，并著有《吃茶養(yǎng)生法》，而徑山“茶宴”逐漸形成了日本“茶道”。這種“茶道”，本來只是日本幕府高層社會的一種儀禮，公元16世紀中葉，日本的千里修禪師將“茶道”推廣普及到民間，于是流傳更廣，千利修成了“茶道匠祖”。如今在日本的飲茶的已被公認為文明的表現，出現各種流派，并把“茶道”視為清高的精神享受和禮法教育。至今日本佛教界仍認為日本“茶道”的故鄉(xiāng)在徑山。這種茶文化也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