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相寺又名國清寺，隋文帝開皇初年，由靜淵禪師始建，位于西安市以南約三十公里的終南山天子峪內。這里處在終南山北麓，地勢雄巍，緩平而下。寺院周圍林木環繞，下有百泉匯流，景色秀美。寺院坐西向東，居高臨下，視野開闊。遠望東方群山，層巒疊嶂；向北俯視秦川沃野，歷歷在目；呈現出一派壯麗景象。此地形狀如龜，寺院正處于龜背之上，后面依踞突起的龍背，前面面對著挺立的駝峰，左側倚靠著龍首，右面緊臨伏虎，負陰抱陽，瑞氣蔥蔥。相傳唐高宗李治出生于峪內，太宗李世民曾多次詣寺敬香(距寺四公里山頂有避暑行宮唐王寨)。寺內有遺碑銘曰“終南正脈，結在其中”。故知此寺不僅是佛教著名古剎，也是終南古跡勝景。至相寺在隋唐時期極盛，高僧輩出。清代稱國清禪寺，成為曹洞宗的道場。

據《續高僧·普安傳》載，周武滅法時(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京城長安名僧釋普安棲隱于終南山梗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潔操泉石，連跡魚禽”繼又“引淵法師同上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法難將起時，京邑名僧靜藹曾赴京進奏，竭力抗諫終不聽納，由是“天地既閉、像教斯蒙，國令嚴禁，不許逃難”，靜藹知法難終不可免，遂率三十難僧逃避終南“投骸未委”，普安引眾僧至西坡，安置于“幽密處所”草露風餐。普安則自己身居顯露處，不懼嚴誅，每日乞索，供給逃僧衣食。眾僧得以修業無廢，協普安并肩“更開其所住”(或說在終南山“東西建寺二十七所”)。此乃至相寺前身。

隋立，佛法重興，逃難僧復應詔出家，后多遷往京寺，唯普安與靜淵仍堅守山舍。未久，靜淵東出潼關，投相州靈裕禪師處問法。至開皇八年，普安亦奉詔入京，留住京寺。靜淵復“屏跡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至此至相寺才正式創立命名。

開皇十一年(591)，年逾七十四歲的靈裕禪師奉詔入長安，居興善寺。隋文帝楊堅厚禮待之，欲立裕為國師，靈裕數辭方免。此間靈裕“凡有間隙，徑投淵寺，欣暢意得”，繼又“以帝之信施、為移山路”。初創之至相寺本居窄隘，兼近川谷，將延法眾，為未日經遠，靈裕親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非唯山眾相績，亦使供擬無虧，淵即聽從遷往。故至相寺終于高踞于梗梓谷西南高阜上，坐西向東，長養在“終南正脈”的“福地”中，近一千五百余載。

至相寺自建立之日便以弘揚《華嚴經》為宗旨，普安出家，拜靜藹為師，“通明三藏，常樂《華嚴》”，把一生的功德都歸功于《華嚴》。靜淵本人亦是“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聞無遺，歷耳便講”。靜淵之師靈裕也以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等經而聞名，而且曾撰《華嚴指歸》及《疏》合九卷。至隋大業中(605-617)，靜淵已是至相寺中“解行相高，京城推仰”的一代高僧大德。有智正法師慕而往投，“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同住達二十八年之久。智正所研習、講說的亦是《華嚴》學，并制有《華嚴疏》十卷。正是靜淵，智正努力發揚《華嚴》學經教之時，杜順和尚及其弟子智儼也來到至相寺，并加入了修習、弘揚《華嚴》學的行列。期間，智儼在寺內從智正修習《華嚴經》，得益匪淺。順儼師徒會總修習心要，著書立論，把《華嚴》學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并因此被后人推為華嚴宗的初祖，二祖。

顯慶四年(659)后不久，賢首法藏投智儼修習華嚴，龍朔二年(662)，海東義湘禪師亦從新羅國渡海入唐，到至相寺師從智儼習《華嚴經》。法藏“即餐儼之妙解，以為真吾師也”。智儼將法藏比之如“羲龍”，“喜得傳燈之人”，經過十年的修習，法藏終于“后發前至，高超二運”。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以“親窺室奧”，“獨擅國工”，在智儼《搜玄記》的基礎上撰成《探玄記》等著作，將圓教的“十玄妙旨“、“十義圓科”，闡釋精徹細微。確立了華嚴宗的思想體系。為華嚴學的傳播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義湘，在智儼門下學習也頗有成績，“受業若翻瓴水”，“傳宗如走坡丸”，“有滯必通，無幽不測，《華嚴》妙旨，剖析入微”。歸國前撰有《華嚴一乘法界圖》，歸國后先后弘揚智儼、法藏學說，被推為海東華嚴初祖。法藏與義湘的同窗友誼，一直被傳為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則佳話。至今韓國仍時有人來朝祖拜圣。

至相寺不僅寺內盛弘《華嚴》，就連周圍山川亦成了一片“福地”，京城不少高僧大德歸葬在這里。僅據《續高僧傅》記載，計有清禪寺曇崇建塔于至相寺之后；延壽寺通幽葬于至相寺前峰；大禪定寺慧歡起塔于終南山梗梓峪；大禪寺靈干火葬于終南山陰；空觀寺慧藏樹塔于至相寺前峰；延興寺吉藏于至相寺北巖鑿窟入穴；勝光寺道宗葬于至相寺南巖；大莊嚴寺慧因建支提磚塔于至相寺旁，弘法寺靜琳亦建五文木塔于側；靜法寺慧海定塔于前嶺；會昌寺德美收骸于梗梓谷；寺內畢峰塔乃唐國師畢峰之遺；藏密能智上人骨骸藏于寺之北巖；寺內現存唯一的石塔為清紫谷國師涅槃塔。紫谷大和尚為“曹洞正宗第三十法嗣”，康熙曾拜為國師，晚年辭朝，隱居至相寺，故因之改寺名為國清寺。帝曾賜有玉石雕刻觀音像，高約尺許，呈深紅色，精細玲瓏，價值連成。此外，至相寺的開山和尚靜淵、智正其墓塔都建于至相寺旁，一寺之旁有如許之多的高僧塔、龕，而這些高僧又出自不同寺院，這在釋史實屬罕見。現今至相寺院內北坡菜地之下，仍是墓連墳靠，莫能動土。令人感到意味深長的是，至相寺內外歸葬的僧人中，均對華嚴宗有著很深的造詣。如靈干是“志奉《華嚴》”，慧藏以《華嚴》為本宗，吉藏講《華嚴》數十遍，靜琳主修《華嚴》，道宗受業《十地》等等，這在一個側面反映出至相寺作為一個華嚴道場，其地位在僧眾中是很高的，并有著很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于此安葬的愿望和行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一種向往性與歸宿感。上述高僧大多卒于天寶中年至貞觀中年，集中在六七世紀之交，這正是華嚴宗從發展到完成的時期。

至相寺當時不但在本土譽響中天，且與海東佛教亦至為密切。龍朔二年至咸享二年(662—671)，新羅僧義湘回國成為海東佛教十圣之一后，乾封三年(686)復有寶壤到至相寺參學，如意元年(692)后不久，又有勝詮、孝忠二僧也于至相寺修習，其中勝詮受三祖法藏之托，捎回賢首書一封，撰述數種詣義給義湘禪師，孝忠則受義湘所托，攜金贈賢首法藏。長慶(821-824)初，新羅無染禪師亦入唐，投至相寺聽講《華嚴》，在法藏啟發下，遂棄宗門而徒心學。

至相寺興衰與重建： 華嚴宗從北周武帝法難之后開始在終南山至相寺逐漸形成，到“會昌法難”(841-846)之前，這一宗最為鼎盛。據有關記載，當時寺院的規模達千余畝，氣勢非常宏大，在當時佛教中如日中天，單從寺周圍塔龕墓穴之多便能揣其端倪。正因如此，“會昌法難”對至相寺的厄連自然是首當其沖，最為慘烈了。殿宇田產皆沒收官，“鐘馨銅像俱委鹽鐵吏鑄錢，鐵像委本州搗鑄農具”，僧尼盡逼從俗，至相寺幾被湮滅，因此“會昌法難”后，關于至相寺的歷史很難詳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到民國時，從天子峪口到至相寺的山谷中，仍寺院林立，百姓住的耕的皆為寺院的房屋和土地。五O年土改前，尚有常住僧人三十余人，土地數百畝。土改后，止有十三位僧人，分得土地五十余畝，殿宇房舍三十余間，寺內什物俱全，寺周圍古槐巨柏尚有數十棵。寺院規模雖不能望古項背，但也不至于如“文革”那樣凄慘。經歷“文革”十年浩劫之后，除寺后半山腰唐丞相裴休“嘗與靜海禪師談玄于此”的石洞(裴休之子，翰林學士裴度，即后來出家為金山寺方丈的法海和尚，曾在此洞閉過關)尚存外，寺廟建筑多被拆除，寺前一棵千年唐槐與院內稀有古樹盡遭砍伐，文物碑志悉被砸毀。靜淵、普安、智儼、畢峰等宗祖塔墓盡數拆挖，佛像全毀。特別是珍貴的國寶——畢峰塔內一四寸見方的金盒(盒內何物凡目見者俱不識其為何寶，唯有金盒被陜西省財政部門收走)。波斯金錢，金銀花，以及紫谷塔內的紫谷金缽，帝賜玉石圣像全被盜盡。寺內財產亦被瓜分，僅存空空如也的殿堂也被小學占用。

說起來，至相寺從隋唐的鼎盛到“文革”中的被毀，歷終千年風雨，飽嘗人間洗劫。期間，屢蒙各界人士的關懷，特別是沙門中人，為至相寺的中興，紹隆法化，前赴后繼，未曾間斷。光緒二十年，臥龍寺方丈東霞禪師“兼理寺事，竭力營構，一時托缽者極眾”；民國初年，寺僧頭陀恒康大師以身贊佛，寂滅火化時舌頭不壞，色澤紅潤，叩之似擊馨之聲。六四年在斗爭與打倒的風潮中，寺僧本參禪師，眼看一群人欲推倒佛像。即挺身誓言：“佛在我在，佛倒我倒”！遂用剃刀抹脖自刎，血流如注，場民驚駭，急施搶救，方免于難。

八五年，寺僧本智住持期間，寺院尚存大殿，天王殿，丈室各三間，僧房六間，廚房二間，殿堂雖東倒西歪，卻小有氣象，后經住僧營繕，大殿全面翻新，佛像新塑，寺院方煥然一新。之后，小學遷出，唯土地仍為群眾耕種。

九五年十月十八日寺內作普佛法事時，獨自守寺十多年的當家本智老和尚頭頂顯現光環，臨終前自知時至，火化后骨灰中競有兩顆舍利；又有寺僧隆亮法師，出家前是啞巴，在至相寺經過兩年的苦修，臘八打佛七時突然痛哭不止，后竟然能夠講話，于二00三年自在往生。舉凡種種，無不佛門龍象，精進修行，悉被佛之威力。

至相寺的興衰，即是世俗名人，關念者亦不在少數。九十年代，韓國延世大學教授閔永硅先生；漢陽大學博士趙興胤先生；中央日報社記者鄭淳臺、權泰鈞先生等，經過幾年多次查訪，終于九五年找到了已更名為“國清寺”的原至相寺。同年八月，臺灣大學張志忠教授與懷澤法師率眾二十余人在寺內講學《華嚴》。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學藝研究室室長姜友邦先生率眾九人，從山下至山上步行三公里禮拜至相寺。九七年一月十五日，韓國福泉寺住持目光法師來寺朝拜，同年四月十二日，又有日本東京大學博士華嚴學研究所所長小島岱山先生來寺參拜，且表示愿為恢復至相寺盡力相助。所以，至相寺中興與否，不僅佛門中人翹首以待，即是世人也日盼復興。這一機緣，在本智法師的多方奔走中，長安縣政府于八五年落實宗教政策時遂將廟產歸還寺院。此后，妙醒法師住持期間，亦竭力呼吁十方求助，于九六、九七兩年得到至相寺活動場所的縣級批復和二十九畝五分土地的歸還落實。此間，海內外仁人志士與本土的游人香客也與日俱增，亦從開發的角度促使了祖庭道場的恢復速度。九九年長安縣政府與王莊鄉政府出面，聘請西安臥龍寺方丈上如下誠大師主持重建至相寺。至此，這座中國佛教八大祖庭之一，華嚴宗祖庭至相寺，終于開始了空前未有全面恢復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