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廟在中國古代可以分為兩個系統：寺廟和學習寺廟。這座寺廟是曲阜孔廟，由孔族、孔門弟子、后代學者和當地官員共同獻祭。它具有祖廟的性質。曲阜寺自周敬王41年（前479年）首次成立于世，至今近2500年。曲阜孔廟是最早的，歷史最長，建筑最完整。
學廟是歷代都市和地方城市官方學校所建的孔廟。都城孔廟往往與北京的興廢相處，一般規模大，規格高，突出主要殿堂，附屬建筑少，由太學或國家監管官員和師生獻祭，皇帝或皇太子和各級官員也獻祭。
“廟學合一”的雛形早已出現，其源頭可能是曹魏黃初二(221年)的家廟和學校一體，“議郎孔羨為宗圣侯，一百戶，奉孔子祭，使魯郡修建舊廟，將百戶官卒守衛，并在其外廣為居家居學者”。隨著東晉建康國學夫子堂的建立，地方學校立孔廟逐步發展。北齊地方學校建立了北魏地方縣國學校教育體系，最終定型于唐代。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詔“州縣學為孔子廟”，凸顯了當地孔廟普及的官方意圖。原則上，人們不得任立孔廟，祭祀被列為國家儀式，這也反映了孔廟的政治權威。孔廟建于學校，明確了兩者并立的不可分割，即所謂“廟學制”的真正確定和實施。正如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所說：“講道德，靠近寺廟”孔廟是學校的信仰中心，學校是孔廟存在的基礎。
一、相位選址
孔廟建設的基址選擇不超過兩種：由于城市其他舊建筑或拆除其材料；新址新建，原孔廟搬遷也與此類似。前者涉及佛寺、道觀、驛站、官舍、城隍廟、倉庫等城市正在使用或廢棄的各種建筑類型。其共同特點是原有建筑宏偉，基地廣闊，符合孔廟多重功能（祭祀、教育、生活等）發展的條件，寺廟觀是最重要的。也有流傳至今的人，如河北正定、山西平遙的文廟大成殿，原本都是佛殿。
云南楚雄文廟和城市文化運輸風水
(底圖來源:《楚雄縣志》第三卷《建設·城市》《城市圖》)
新基金會的選擇不是隨意的。據《天一閣藏明朝方志選刊》和《續編》統計，孔廟位于東部，其次是東南部和西部，再次位于南部、東北部、北部和西南部，而西北部最少。根據不同省份的總結，區域差異并沒有明顯影響寺廟選址的趨同。
根據《周易》《說卦》的編輯，八卦圖有二：(1)乾坤居南北，離坎居東西，所謂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2)離坎居南北，震兌居東西，所謂震兌橫而六卦縱，易用。(宋)邵雍認為文王作易，前者應天，后者應地，所以陰陽風水家都取后者為用?？讖R選址數據顯示，位于東方或東南方并非偶然，更受所謂后天八卦意識形態的影響。如明時，陜西韓城祠堂的布局與陰陽五行中的禮貌五形理論非常一致：“至圣先師孔子則廟位于邑之震域，風云雷雨則壇位于邑之潯域，國家則壇位于邑之乾域，邑歷則壇位于邑之坎域，城隍則廟位于邑之艮域?！?/p>
宋以降，風水陰陽說已經流行起來了。此后孔廟的選址現象沒有時代背景，以前的情況如何？回顧歷史資料，雖然沒有多少人清楚地記錄了方向，但“文明之方”這個詞相當頻繁。“凡潘宮多居治理庭院東南，取文明之方嗎？”它的意義很明確，不僅解釋了“文明之方”的位置，也證明了在古代，無形的官方治理系統確實以選址的方式投射在城市的組成空間中。
宋以后，往往把地方科舉的繁榮歸咎于孔廟的選址，為了振興“文運”，往往“人謀龜占卜”、另擇吉地，“考諸陰陽家之說”。由于各地地形地貌不同，基于不同流派和個人色彩的風水蠱惑更是“見仁見智”。如宋時漳州儒生對“陰陽家人流，拘而多忌，每恥言之”，但“自有龜占以來，就有相方面勢之宜。盤庚遷都，周公營洛，都是其事”，為什么“只有漳學而疑”？蓋因“唐有幾個先生，在州南天城山的高峰期學習，然后收元和丙申年科第，所謂三十三人同得仙者。時君賢之，封天城山為名第山。但漳之儒學，蟬聯不絕，蓋有端緒，丈夫以周先生破天荒為儒學唱”。
當然，孔廟的選址或搬遷不能盲目考慮所謂“文明之方”的整體因素，而是對城市地理、孔廟周邊環境、行政區劃等級的變化充耳不聞，會影響到變化復雜的地方情況，如:
（1）城市地形的影響，或根據山腳下的趨勢，或被困在山腳下，搬到雙龍，或交通便利?；蛘呓栌贸鞘泻恿骱秃吹幕钏?，孔廟通常建在河流的北部，南部的河流只是與寺廟的潘池溝通，或者直接借用河流作為潘池。
(2)如果靠近市場或民居密集區，其“喧囂與混亂”不僅不利于孔廟的寧靜氣氛和教學，而且不利于孔廟的安靜氣氛和教學。
(3)其他城市職能建筑的封閉，或移動，或遷移孔廟。
而且各種因素，往往疊加施和。如徽州府文廟，唐至宋“在城東北角”，太平興國三年(978年)、西寧四年(1071年)兩遷烏聊山，“山高地狹窄，不足以容眾；”嘉佑四年(1059年)、元佑元年(1086年)兩次遷往南苑，“河邊地卑，常有泛濫之患；”紹圣二年(1095年)復遷“東北角，足以容眾，無水患，蓋其勢不得不遷，非好異。根據山川形勢的勝利，新學得陰陽向后，自今以往，取高科、登顯仕者比較相望”；幾乎所有的上述陳列都受到了約束。
綜上所述，孔廟選址的所謂風水考慮相對簡單，不像陽(陰)宅堪輿中的諸多禁忌或講究?；仡欙L水的起源，《周易》是明確的:“萬物出人意料的震動，震動，東方。東南也有齊，潯，潯。齊也者，言萬物之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見，南方之卦也是如此。圣人南面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也可視為孔廟選址的理論注腳?；蛘髦T《禮記》，則“獨記小學位于公宮南左，大學位于郊區，與今京師郡國建學方無關。然而，位必東南，理無疑是。小到縣城，“亦國也，子男之制，可忽哉？”
對于尚未形成科學世界觀的古代社會來說，將孔廟定位在充滿活力的日出方向或優雅的風景中，是古人真誠愿景的付諸方式。
二、孔廟布局的演變
地方孔廟的“廟學合一”決定了其布局必然圍繞祭祀功能的“廟”和教學功能的“學”展開。由于城市等級和環境的不同，地方孔廟在建設過程中的布局也不同，體現了一定的時代特色。
1.布局方法參考標準
孔廟的廟學布局有哪些？首先，孔祥林先生要明確參考標準，即“學校的主體是明倫堂，廟學的布局形式要根據明倫堂與文廟的位置關系來確定”。這樣，中國古代孔廟的廟學布局主要有三種形式：前廟后學、左廟右學、右廟左學。
雖然有一些特殊的人，但只能算是變形，孔氏也可以解讀。為了清晰，作者概括為五個:
(1)云南建水一廟兩學，看似“中廟旁學”，實則西為府學，東為縣學，二學共用文廟，西安一廟三學也是如此。
(2)天津也是府縣并立的，府學在東，縣學在西，兩座廟宇在中間，但廟宇各有專屬，即府學左廟右學，縣學右廟左學。
（3）為了追求對稱，一些寺廟分別在寺廟兩側建造明倫堂和訓練指導署（宅）或教諭署（宅），或在寺廟后面建造明倫堂，并在寺廟兩側建造（宅）。
（4）寺廟兩側分別有學術和學院或文昌祠。例如，甘肅武威的原涼州府東部是文昌宮，但學院和文昌不是國家禮儀制度規定的學校的一部分。
(5)福建省同安縣學廟在中間，西為盤池、牌坊，東為明倫堂。因為文廟的擴建，因為廟前的城墻橫列，無法向前擴建，所以在遂西擴建，但仍應視為右廟左學。
此外，還有山西大同的特例。明洪武八年(1375年)將原遼金西京國子監、元大同縣改為大同府學。29年(1396年)，以府學為代王府，以云中驛改為府學。
孔氏的理論已經包括了所有可能的特殊情況，以照明孔廟的布局。一些學者認為，左廟右學和中廟旁學是廣東孔廟的主要組合形式。所謂“中廟旁學”的依據是：清康熙間南海學宮（1662）～1722年，左廟右學，乾隆間(1736-1795年)建成以西學署、孝祠、鄉賢祠為軸線的右路建筑群，成為中廟旁學，番禺、揭陽、順德、長樂、新會、增城、澄海等地均如此。如果論點成立，廟學布局的變數就不是按個位數計算的，蓋因忽略了廟學各自組成的核心要素是大成殿和講堂。據此也明確，確定廟學布局的參考標準有多重要！
北京國子監孔廟前有南學，是清初擴大教學區加建的原因，附屬于原左廟右學，不是前學后廟。然而，后者在朝鮮更為常見，但似乎沒有定制。雖然日本古代學校的形態簡單，但廟學的布局關系復雜多變，大部分都是大廟小廟，廟多偏處一角。除上述四種布局(包括朝鮮前學后廟)外，還有:廟學分立、中廟旁學、側廟正學、正廟側學、廟主附學、廟學一體化、廟在學、有學無廟(有祭孔儀式或無廟)等。，其自由度與中國古代書院設置的孔廟相似。日本不像朝鮮對中國的附屬關系，比如缺乏科舉考試，對孔圣的崇拜也更加獨立。廟宇布局不受中國制度的約束，即證書。
引起作者興趣的是，孔祥林先生以日本的“中廟旁學”為例，以“中廟在中，西為文學，東為武學”為例。那么，中國古代地方城市的武術設置與孔廟的關系如何，是否也有“中廟旁學”的遺珠呢？
據唐玄宗開元19年(731年)《立齊太公廟制》報道，“宜令兩京及世界諸州各設太公尚父廟，張良享用?！笨梢娢鋸R建在兩京及諸州，不如縣，普及程度不如孔廟。而且后世武廟時興時廢，武學所附也沒有固定的住所。
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有一章略說：“國家注重人才，文武并用，所以有太學，有武學。今州郡沒有學習，日常飲食，月書季考，只有文士耳，武術家毫不猶豫，甚至失去了國家和文武的意義。乞諸路提學詔所屬郡鄉增辟一二齋，兼養武舉之士。上可其奏，但武學只附于當地的孔廟。例如，臺州學，舊規“東則宗學，西則縣學，后由縣學之左創經武一齋，尋廢。淳熙九年(1182年)“遵守明詔，屬于司相厥至居，因此即經武之老廬，拓旁官舍而廣之，設為二齋，左稱備文，右稱輔德，并在教官大廈后縫隙地開射苗圃，締亭其上，蓋也跟著它的故址，蓋也跟著它的故鄉，蓋也跟著它的故鄉，蓋也跟著它的故鄉。會秋仲月，諸生應補者50余人，采其文理之優者聽。月書季考，如造士之法；談論輟射藝，十日也有常程。州郡選擇軍官的精貫武術人員進行訓練，給人民無官的閑田以資其霖。文武二學都有講堂，這可能就是“中廟旁學”的格局。然而，關于這類文武學或其他多學（如計算學、醫學等）并立的記錄非常罕見，或者“中廟旁學”確實存在于歷史的橫截面上，但它已經在時空的長河中消失了。此外，山西平遙縣的學習也比較特殊，孔廟居中，左右為東西學。張亞祥先生認為“這種布局非常罕見，是前廟后學左廟右學過渡期的產物”。
中國古代建筑的空間構成特點是水平延伸，由多條縱向軸線組成，孔廟的廟學布局也不例外。若僅從院落組合的角度來看，軸線可以無限擴展。但是，如果基于廟學布局的參考標準，主導空間的主軸只有兩種：廟學軸線（前廟后學）、廟軸+學軸線(左廟右學，右廟左學)；而其它軸線只是孔廟的輔助，變數相當可觀。這是認知孔廟空間組成的基礎，必須正聽。
2.孔廟布局的時代特征
然而，目前對孔廟布局的研究大多涉及現象分析，很少討論其演變。寺廟布局是否有制度？時代和地方的規律和特點是否可以遵循不同的方式？
雖然筆者在宋代以前建了142個地方廟(學)，但只知道5個布局，都是左廟右學，唐長安國子監督類同。宋代前廟后學數量明顯居多；同時，遼、金只檢查了15例，其中前廟后學13例，左廟右學1例，右廟左學1例，與宋略同。根據《天一閣藏明方志選刊》和《續編》的數據統計，前廟后學依然名列前茅，左學右廟略高于右廟左學?？赡苁怯捎谌狈v史記錄或繁瑣的數據整理，沒有必要統計孔廟布局，雖然作者收入不代表整體，但至少可以看到三種寺廟布局的一般概率，即前寺廟、左寺右學習、右寺左學習按順序排列，前者遙遙領先。
今天的人對明朝以前大量的前廟后學現象有著敏感的觸覺。比如成一農先生認為，在時人心目中，寺廟的地位已經占據了主導地位。比如在宋代唯一的寺廟學習地圖——《景定建康志》大廈學習地圖(前廟后學)中，寺廟的建筑畫非常突出。相比之下，相關建筑顯得局促，說明了兩者的地位差異。再比如劉章澤先生的觀點是:可能不是出于禮制，而是廟學分離初期的最佳位置；朝鮮孔廟祭典源于宋代，廟學布局也應以宋代為基礎，而朝鮮現有的鄉校都是前廟后學，可以推宋制。
北宋雍熙間(984)～985年)曲阜孔廟藍本《文宣王廟閣》流出皇家，不僅為當地廟學建設提供了參考，也惠及了周邊國家。據朝鮮《太學志》記載，早在統一新羅時期的圣德王十六年(717年)，使臣金守忠于唐回，“向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獻文，放在太學。至高麗成宗二年(983年)，博士任成老自宋返，“獻宋文宣王廟圖一鋪，祭器圖一卷，七十二賢贊記一卷。可以看出，朝鮮的孔廟制度確實以北宋為基礎，但事實上，朝鮮的廟學布局并不局限于前廟后學。
曲阜“孔子老宅，因廟建學，方于魏之黃初，其間興廢不?！?；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殿中丞公自牧“就廟側創學”，真宗“在齋廳說書”，乾興元年(1022年)“于廟建學，請以楊光輔為講書，敬禮郎，始賜學田”35；再到金章宗明昌間(1190-1196年)，學習地點清晰，在廟宅東南部，東為教授廳，西為學校。也就是說，曲阜孔廟只能作為廟宇的建設依據，與廟宇的布局無關。
北宋東京國子監督孔廟和南宋臨安太學孔廟的布局分別為左廟右學和右廟左學，沒有必然的聯系。曲阜和都城是當地孔廟最重要的參考系，但差異很明顯，這使得很難推測當地孔廟布局不同的原因。劉二的推論是可取的，然后綜合當地孔廟的建設說明——《學習記》，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1)即廟宇建學和城市用地緊張
一個不易察覺的現象是，宋代選定的25例“前廟后學”大多也是“即廟建學”的代表，大部分原有的孔廟都站在通衢附近。宋代地方城市的活躍和里坊制的瓦解已成為共識。城市沿街土地的經濟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認為大多數孔廟的兩側不會荒涼，等待“學習”的到來。繁華街市背后通常還有發展的余地，環境相對較深，也有利于教學的發展。例如，福州“郡城東偏介通衢有夫子廟，廟背有縫地，輪廣百丈”，北宋慶歷五年(1045年)“因其面貌而建學”。事實上，如果你選擇另一個開放的地點來建造，寺廟的布局必須是多樣化的，而不是狹窄的。然而，地方政府往往對學習法令持敷衍的態度。例如，廣州“縣長追求生存，即夫子廟認為，其制度較差，不足以容忍學徒”，沿街沒有地方可用，只能在偏安寺后面。然而，畢竟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情況。比如安慶府在南宋嘉定初(1208年-)“因為讀武的地方被迫在學宮遷徙，所以學習的地方開始了...更多的是在開放的地方創造了諸齋，寺廟的制度開始嚴格。”；徽州“學之東舊為官積鹽區，旁多縫地，乃規以其處為殿，一切都加宏麗。而且是兩個陽臺三門，都是現在做的，而易故殿是講堂，所以講堂是直舍。...東西室在殿門外，待朔旦及上下之行禮者。；兩者都是利用寺廟側隙地建學，但考慮到宋時地方城市的巨大活力，沿街閑地出現的概率并不高。
(2)建筑空間方向表現尊卑的參考不同
歷代都城廟學布局并未明確規定，在無制可循的情況下，地方參照中央是可信的，即“仿京校取正”。例如，南宋建寧府學習“右廟左學，前殿后閣，京邑制”，即模仿臨安太學的右廟左學。而且南方有一定的受眾，比如北宋仁宗朝(10233)最早在廣東立廟～1063年)，但南宋發展較大，以右廟左學居多。還有一些改作案例，比如東莞縣學“廟前”，嘉定五年(1212年)“更置于學之西”。但也是南宋的案例，臨安府新城縣學在嘉熙元年(1237年)改造后，“前殿后學，地別而廟尊，禮也?！斑@不僅表明當地對建筑空間表現的理解不同，也反映了寺廟布局沒有規則。例如，袁州分宜縣學習右廟左學，是“陰陽家言，面B位置”，所謂的風水術士也會影響寺廟布局。除臨安太學外，東晉建康國學也是右廟左學，但仍處于廟學制的萌芽階段，不足以形成巨大的影響力。相反，左廟右學的布局多用于歷代都市。尤其是元明以后，南京、北京國子監都是左廟右學，可能是因為“左祖右社”的禮制。教化本原，一正于上，天朝如此，四方難道不風聞而動嗎？例如，在明清時期，當地重建廟學時改前廟后學左廟右學的案例很普遍，但只能說明以都城為參考，并不代表所謂的“左廟右學”定制。
圖片
明大同府文廟祈禱文運建筑
綜上所述，孔廟的廟學布局雖然主要有三種，但實際上并沒有定制，要么是參考都市，要么是因地之宜，要么是基于當地對尊卑表達方式的不同理解。清人已經對此有了真正的認識:“其規制大致相同于各府、州、縣，或者廟學左右、前后不同的，因地而異?！?/p>
然而，必須明確的是，孔廟作為儒家思想象征的崇高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作為一個地方的精神領袖和教育代表，它在廟宇組合空間中的主導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因此，無論廟宇的布局如何變化，孔廟建設的空間原則都遵循：“廟宇的建設在大道上，難道不是明亮的嗎？”廟宇的外觀必須是“壯觀的”，以便“過去的人，雖然距離數十百英里，咸知所欽佩”。
三、孔廟建筑的配置和形狀
一般來說，當地孔廟的“廟”部分一般包括萬人宮墻、格星門、盤池、大成門、大成殿、東西兩陽臺、啟圣祠(崇圣祠)、名宦祠、先賢祠等建筑；“學”部分包括講堂(明倫堂)、學齋、尊經閣等建筑，還附有學舍、倉庫、教官宿舍等；還有魁星亭、文昌閣等祈祝文運建筑。
1.建筑配置
宋代，孔廟演變成一個建筑和庭院系統，既相互依存，又有自己獨立的組成空間?？讖R的主要建筑是大成門和大成殿(“春秋合樂祭祀，朔望釋菜祭拜”)、兩個陽臺等，學則為講堂(“兩壁圖古儒服、禮器”)、藏書樓等，其空間定位決定了孔廟的整體格局，其他部分功能的秩序和層次的建立都以此類控制建筑或空間為中心，由格星門、盤池等組成的前導空間，是為了襯托孔廟的氣氛。
例如，南宋邵州學，初在“郡之左，治平四年改卜于郭門外溪水東。紹興間(1131～1162年)遷入城市，今貢院也是。乾道間(1165～1173年)在郭外舊址復遷，襟抱虧殊，風氣宣泄，最終不滿意”；而且“郡博士館，距離三四里，師弟子罕相接。梅潦斷橋，舟不得渡，朔旦或廢廟祭，春秋丁祭，守臣充官不廟宿，都不方便。后選址另建，是左廟右學的格局：廟經格星門，由殿門而入，則兩廊為壁，以畫從祭。中為大成殿，后為藏書閣?！皩W有重門，由東門而入，兩廊為齋，以處生徒。中為講堂，后為直舍。錢有庫，米有糠，廚池浴室畢具。”
特別珍貴的是《景定建康志》南宋建康府學布局圖，提供了圖像化閱讀的可能性，在宋代或孔廟建筑的研究中頻繁出現:基本布局是前廟后學，空間層次多，序列豐富。釋奠部分與講堂、藏書樓等由一條中軸線貫穿，其左右可布置齋舍。最南有半璧池，池成半圓形，被欄桿環繞，池北路東西向。路南，門三座，均為烏頭門形，稱前三門，相當于后人所稱的格星門。門是一個狹窄的庭院，庭院中間有儀門，五開間，單檐。儀門兩側各有一扇門，與兩個從祭祀所呈曲尺形圍合。儀門內為大成殿，三開間，重檐，左右劫房。殿后為學，依次為單層明德堂，兩層御書閣，閣下層為議道堂，是師生集會講座的地方，閣北有一個。府學南北中軸線前后共四進院落。大成殿兩側為生員齋舍及辦公場所，東序為說禮、進德、守中三齋，西序為興賢、育材、由義三齋。議道堂兩側有正錄、職事等辦公用房和教授直舍。此外，學倉、廚房、客位等附屬用房位于周圍。教授廳位于西圍墻外，隨后是射苗，建有詮志亭和射靶。其間散落著生祠、土地廟、御書碑等，各有其位。另外，半璧池西有一個舞亭，作為寓意孔子和弟子在教學之余登上游憩之所。元大德四年(1300年)“廟學災，只有尊經閣和二教授廳”，七年(1303年)重建。格局基本延續南宋，只增加了一些祠堂建筑，如土地祠；大成殿擴大到五個房間，規格更高。
建康府學圖《景定建康志》
雖然宋元時期當地孔廟布局的其他文獻記錄相對分散，但總結后，基本的建筑配置已經確定。例如，教授大廳的設置是因為“講堂有利于群居，不利于燕居”。讓圣人退后與所有的生物混在一起，害怕學者的不安。”當教師應該安靜下來，受益于教學時，雖然他們偶爾會遠離學校，但他們都得到了適當的安置。紹州學習就是一個例子，其他的，如吉州學習，福州學習，也是如此。
這樣，宋元時期的地方孔廟基本定型，人們的一般表達非常清楚。多樣化的建筑配置是地方孔廟多種功能（祭祀、教學、生活等）的必然物質體現。以下是郭德恒先生對宋代地方學校的總結，也可視為宋元時期地方孔廟的一般情況：
(1)祭奠先圣先師的“廟”：在宋代，孔子不僅要在“寺廟”中受到紀念，還要擴大紀念范圍，擴大到孔子的弟子和一些儒家思想家思想家。同時，他們還為一些有功的教育或辦學官員修建了祠堂并進行了紀念。與唐代相比，宋代宮殿中的“寺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增加了東、西游、光賢祠等“從祭”建筑。一般有大成殿、大成門、東、西游、先賢祠等。先賢祠大多位于大成殿兩側的庭院中。
山西靈石靜升文廟
(2)存放皇帝詔書、御禮、御札的建筑:受過皇帝恩典的學校都有這樣的建筑。
（3）講堂和學校辦公廳：講堂是學校的核心建筑，但數量取決于學校的規模。只有一個，更多的，如東京太學的“建筑講堂4”。臨安太學有崇化堂、光耀石經之閣。明倫堂、立教堂、吸古堂等臨安宗學中屬講堂類。正紀堂是臨安醫學講堂。臨安府學講堂為養源堂。建康府學講堂有明德堂和議道堂，兩側有辦公室，教授廳位于府學西墻外。
（4）齋舍：即生員宿舍。每個學校的齋舍有多少不同。如果大學校學得太多，他們可以通過20個齋舍。府學和縣學只有五六棟齋舍。齋舍主要布置在佛教和講堂區的兩側。
(5)謝托:學生可以學習射箭或從事其他體育訓練的場所。
(6)學校后勤事務用房:如“學倉”、“直房”、像“倉”這樣的建筑，大多位于寺廟或學校的兩側或后部。
明儒朱之瑜(號舜水)于公元1659年(南明永歷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日本萬治二年)在日本死亡，最初在長崎；之后，水戶藩主德川光國聘其移居江戶(今東京)，待以賓師之禮，舜水理論影響廣大。并允許日人邀請，繪圖造型，傳授中國工程設計、農藝知識等，湯島“圣堂”按其“學宮圖說”建造，朱的敘事結構——大成殿——尊經閣——兩個陽臺——戟門——大門——倫堂——鐘樓——鼓樓——中軍大廳——旗鼓廳——學?！獌x門——進賢樓——金鼓亭——射壇——監箭——報鼓——舉旗掌號。顯然，孔廟的布局以大成殿和明倫堂為主，即功能和空間的范圍定義標準。尊經閣以其象征孔子定六經的建筑性格，獲得了僅次于大成殿的空間發言權。首先，關于重要建筑的一部分，以及次要建筑和空間（）的表達，然后在孔廟后改變節點和格子星門的邏輯順序，只是表明兩者不屬于“寺廟”或“學習”，而是整個孔廟系統的表達元素。順水先生生生活在明末清初。此時，中國孔廟的組成趨于明顯的程式化，“宮殿圖”基本上表明了這種內部結構。
清時縣學日人記錄
(引自:(日)中川忠英《清俗紀聞》卷五《鹿學》P310-311
綜上所述，明清以后的地方孔廟建筑配置更加完整，主要分為三個層次：政府、州、縣，相應的規模和標準依次不同；布局圖也多種多樣，一般為三院或五院，平面規則，以縱軸為主，橫軸為輔，建筑群均衡對稱，建筑布局可根據環境和地形的變化而變化。除主體外，地方孔廟的空間布局一般包括前導和后部兩部分：
(清)孔尚任是曲阜尼山孔廟和書院的旅游路線
清人孔廟制圖示
(1)孔廟主殿為大成殿，個別名師殿保留了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的名稱；殿兩側有東西兩個陽臺；以前是大成門，有的名戟門因宋政和元年(1111年)廟門改造二十四戟而得名，有的還保留著明嘉靖時的老名師門。
（2）鄉賢祠、名宦祠建在大成門兩側，或在大成門前單獨建造，如東西廂房；大成門前設有潘池和格星門，有的在前面，有的在前面，有的在池上架橋，有的在格星門兩側設有旁門，題為金聲、玉振等名稱；然后設置照墻，按照墻的標題“萬人宮墻”，個別標題為“數人宮墻”。
(3)大成殿后一般設有崇圣祠。崇圣祠改為明嘉靖九年(1530年)增設的啟圣祠，屬于增建。由于地形的限制，一些孔廟建在其他地方。
孔廟中軸線上的建筑差別不大。有的還建有碑亭、禮樂亭等。，或者忠義祠、節孝祠、忠孝祠、孝友祠、節烈祠等附屬建筑。，以及神廚、神庫等祭祀活動的準備室，以及魁星亭、文昌亭等祈禱文化運動的建筑。
孔廟的“學”部分，“其制度包括明倫、齋房居士、齋夫供役、學田養廉、詩書輟學、祭器習禮、射苗觀行、月課廢墟勸懲。但與“廟”部分布局嚴格不同，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大多有南北軸線，布置儒家門、儀門、明倫堂(講堂)、尊經閣等主要建筑。一般來說，明倫堂在中間，前面有東西廂房，后面有尊經閣（大成殿后也很常見），前面有儒家門和儀器門（前廟后學布局一般沒有儀器門）。只有這些建筑才能被稱為完整的制度。此外，還有齋舍、儒學署和教骨館(學校學官在教骨辦公室)、教授廳(教師辦公室)、敬一亭、灑掃公所(辦公室及器具室，負責清潔，負責清潔工作人員)、會菜堂、倉庫、射苗亭或觀德亭等建筑。
更有甚者，如清時大同縣學，明倫堂后特建太乙閣一座，實質上是道教的象征性建筑，列在學習中，不知何故。《道光大同縣志·圖考》不是全局觀，只是圖像閣。注意:“學宮圖也是各志皆然的。第一階段，著名的宦官和村民都沒有異制。沒有必要畫畫。...(太乙閣)這里應該有，而不是其他地方。“在表達太乙閣特殊性的同時，指出孔廟建筑配置的相似性尤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