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式建筑和蘇式工藝的形成與蘇州優越的生態環境和地理條件、經濟繁榮發展和獨特的文化條件密切相關。

蘇州位于長江三角洲太湖之濱，長江南岸入海口處，京杭大運河貫穿全境，便利通江達海。

蘇州水道縱橫，水網密布，河港交錯，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產豐富。食物是水稻、魚和蓮藕，其實是枕河人，行是舟橋兩便，行業是漁業和蠶桑，是著名的魚米之鄉。

太湖沿岸叢山的太湖石、花崗巖、茂密的樹木、陽澄湖沿岸的細泥等自然資源，為蘇式建筑和蘇式工藝提供了難得的資源和條件。

蘇州的經濟文化在北宋越來越繁榮。《吳郡圖經續記》記載:“自從錢楚納士到今元豐七年(1085年)以來，已經有七年了。在這一百年里，井邑的財富太唐朝了，富郭填滿了，亭臺樓閣相望，飛杠如虹，一排排棋布，郊區的小巷都很熟悉。冠蓋太多，人物繁榮，是東南冠。太平繁榮也是如此。”高宗南渡后，政治經濟中心南移。

到了明朝中葉，蘇州的城市經濟更加活躍，手工業發展迅速。當時，蘇州的戶口數量和京師糧賦數量位居全國159府之首。不僅商人云集，工藝比戶，物通南北，而且世風醇厚，文化發達，被譽為“天上天堂，地上蘇杭”。到清朝康熙時期，它越來越成為全國第一。

清隱士沈寓云：“東南財富，姑蘇最重；東南水利，姑蘇最重要；東南人，姑蘇最盛。”

蘇州一直是一個文化聚集的地方。西晉“永嘉南渡”、唐代“安史之亂”、宋代“靖康之變”三次向北遷移。大量精英或世居，或流寓蘇州，使蘇州成為文人聚集的地方，學派眾多，文化繁榮，人才輩出。

據相關資料證實，從隋朝到清末，蘇州涌現出大量的進士和狀元，尤其是明清時期。蘇州有30多名狀元和數千名進士。僅在清朝，就有26名蘇州狀元和600名進士，占江蘇省的一半以上。

回到家鄉后，他們經常花很多錢建造深宅院和私人花園，從而刺激了與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費相關的手工藝品的繁榮。此外，一些沮喪的文人，包括被貶和撤退的官員，無意的名人，崇尚優雅的儒家商人，也建造了私人花園，不僅享受風景的樂趣，而且避免徒步旅行，從而贏得了心理和精神上的安慰。

明清時期的蘇州文人對園林創作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他們間接或直接參與了大廈或私人花園的建設，以及從設計到工藝的意大利工匠。他們以詩入園，以畫入境，滲透了自己的文化修養和藝術追求。

明本計成《園冶》說:“世界興起，專家鳩匠，無視三分匠七分主人的諺語？”因此，社會上的文人扮演著園林創作的策劃者，一些聰明的工匠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解讀文人意識和文人審美的傳播者和實施者。

以沈周、文正明為代表的吳門畫派繼承了宋元文人畫的優勢，創造了傳統文人畫與市場文化雅俗相結合的新趨勢。蘇州文人經歷了明初的政治壓制，不愿意與官場混在一起，所以培養自己的道德，浪漫的感情，愛山水、田野和市場，追求安靜、崇高的繪畫風格。

這種文人的意識和修養，對當時的蘇式建筑和蘇式工藝起到了潛移默化的指導作用，也影響了普通市民的心靈，給蘇州的創作帶來了文人文化的印記。南京博物館藏在萬歷年間書桌上刻有“材美爾堅，工樸而妍，假(借)為馮(憑)，逸我百年”的四言詩，表達了文人的心跡。

影響和帶動皇家工程和官府作坊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香山幫”一代領袖快祥帶領工匠群體晉京在明永樂年間創建了天安門、午門、乾清、坤寧等多個重大皇室項目；明正統年間，他還計劃領導重建三大殿、五府六部衙署和皇家花園。皇城中文武術司的建設大多是出于他的規劃，先后被授予“營業機構”和工部左侍郎，從一品中獲得工資。這帶動了“香山幫”更加完善的創作技巧。

北宋崇寧年間，朝廷在蘇設立造作局，南宋建炎元年(1127)又設織錦局。明洪武元年(1368)，朝廷在蘇設織染局，洪武元年(1368)又設織雜局，至天啟七年(1627)，持續259年。清順治三年(1646)，朝廷在蘇重建制造局，持續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持續了260年。工部負責的官營作坊和內務府負責的皇室作坊從全國各地招募工匠，包括大量蘇州工匠。明嘉靖41年(1562)允許輪班工匠全部征銀代役后，應班工匠有機會進入民間。清順治二年(1645年)工匠制度被徹底廢除，工匠有自主權。

明清時期宮廷工匠制度的變化極大地激發了工匠們的創作熱情，也帶動了蘇州民間生產工藝的提高和完善。

明中葉以后，隨著商業化的滲透，蘇州從官員、商人到公民的思想和生活觀念發生了變化。對生活藝術的渴望和對流行時尚的追求促進了蘇州作品吸收他人優勢和不斷創新的意識。蘇州工匠帶來的工藝文化融入了蘇州文化的各個層面。

蘇作與徽作在建筑裝飾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流寓蘇州的徽州工匠將徽派磚雕的雕刻風格和人文特色帶到蘇州，使得蘇作磚雕和徽作磚雕在形狀和工藝上有很多共同點。

蘇式家具引入了中國北方家具的一些優勢。例如，明朝以來，蘇州木工常用的兩種家具構件短而老（短而老是用來輔助支撐臺框的短柱，卡花是用來裝飾的短而老）吸收了北方的優勢。

另一個例子是，蘇州木雕吸收了金華木雕的特點，以現實的技術運輸能力彈奏刀，改變了當地雕刻花木葉筋脈從葉根雕刻的方法，如從當地建筑雕刻的“結”改變了百吉、如意、花籃等數十種雕刻圖案和裝飾方法等。

蘇式建筑和蘇作工藝是蘇州地區特定自然和人文條件的產物。

這種文化是以人為本，在文化、文化到長期歷史積累過程中形成的文化精神，不僅是文化藝術風格特征的外部象征，也是文化主體人格通過藝術語言的外部表達，深刻反映了輝煌的歷史、文化、民俗、審美和技能等多種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值得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